1876年巴黎，一位三十三岁的女性作为秘书走进了一处宅邸的书房。这份工作是她看到报纸广告应聘得来的，雇主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那份工作一周后就结束了。她回到维也纳，与阿图尔·冯·苏特纳秘密举行了婚礼。
贝尔塔·冯·苏特纳1843年出生于布拉格的金斯基宫。父亲是奥地利陆军将军，但在她出生前去世，母亲出身于爵位不高的家庭。她成长时既没有继承出入宫廷的资格，也没有可继承的领地，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还学了钢琴和声乐。
1873年成为苏特纳男爵家的家庭教师后，人生就此转折。1889年出版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1905年作为女性首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Q1. 1876年在巴黎担任诺贝尔秘书的时间只有一周。您当时知道那么短的时间会在此后的人生中延续那么久吗？
不知道。我是为了生计才回应那则广告的。靠家庭教师的薪水无法结婚，去巴黎更接近于逃避。
在那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交谈过。制造炸药的人和后来憎恨战争的人面对面坐着，就人能走到哪一步交换看法。我回到维也纳与阿图尔结了婚，与诺贝尔一直通信到他1896年去世。一周的雇佣变成了二十年的书信。
Q2. 1889年的《放下武器!》代替论说文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为什么选择了故事？
论说文只有已经同意的人才会读。我希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客厅里的夫人们读它。所以我写成让人从头到尾跟着一个女人因战争一样样失去的过程。
同一年我还出版了《机器时代的到来(Das Maschinenalter entsteht)》。我读巴克尔、斯宾塞和达尔文，学到人类是脱掉哪些习惯走到今天的。我认为战争也是这样的习惯之一。小说是把那个想法换成人的面孔。
书卖出去之后，就需要组织了。1891年我在奥地利创建了和平团体，从1892年到1899年办了一份直接沿用我书名的杂志。一本小说没有结束任何事情。
Q3. 激进和平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只是用作称赞。您听到过什么样的指责？
听得最多的是说我感情用事。也有嘲讽说女人写小说来谈论国防。还受到过陆军将军的女儿咒骂军队这样的责难。
我也知道自己的局限。1900年我出版了一本讲海牙会议的书，1909年出版了《军备与过度军备(Rüstung und Überrüstung)》，但欧洲的军备并没有减少。1912年我写了一篇担心天上将要发生的事的文章。我不否认我写的那些没能延缓事态。
Q4. 结婚初期家里并不宽裕。您是怎么熬过那段时期的？
没有钱。母亲和姨母1856年在威斯巴登因赌博输掉了一大笔钱，我是在那余波中长大的。结婚后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去赚。
贫困没有把我摧毁，原因是我在那段时期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写作。丈夫也写小说，我们靠稿子维持生活。在拥有的东西不断减少的同时，我变成了写作的人。
小时候教我的是表姐埃尔维拉。她把文学和哲学交到我手上，我以那些阅读为本钱长大成人。在因赌博垮掉的家里，剩下的财产就是那些书。
Q5. 19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次授予女性的和平奖。这个奖给运动添了什么？
门开了。在那之前我的话是小说家的意见，在那之后成了被邀请到会场的人的话。说同样的句子，听的耳朵的数量也不一样了。
作为代价，奖会把人变成代表。成为代表的人就成了运动的脸，脸倒下，运动就会动摇。我在1907年出版了一本整理和平运动如何发展起来的书。我想把那场运动记下来，作为许多人一起做的事。
Q6. 到2026年战争仍在继续，武器产业被称为成长产业。您在一百年前的欧洲看到的和现在相似吗？
我经历的是一个相信军备越多越安全的社会。邻国增加，我们也增加，我们增加，邻国又增加。那种逻辑不会自己停下来。
1912年我写了航空用于战争时会发生什么。当时人们只把天空看作进步的舞台。要让新技术不被用来杀人，就得在那项技术完成之前立下规则。
被教导战争是光荣的普通人支撑着战争。改变那种教育是我一生的工作。
Q7. 奥地利的2欧元硬币上有您的脸。您想对将会看到那张脸的人说些什么？
硬币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我喜欢这一点。曾经1,000先令纸币上也有我的脸，但纸币折在钱包里，硬币则滚来滚去。
1889年交稿时我不知道那本书会不会卖出去。即使卖不出去我也打算写。如果有人从口袋里掏出硬币，短暂地端详那张脸，哪怕有一次想起放下武器这句话，那就够了。
本文并非实际对谈。这是Breath Journal以贝尔塔·冯·苏特纳的生平、著作和留下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