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门外每天排着200到300人的队。看完那条队,晚上就拿出乐器。建起十二间病房的医院的人,用同一双手教孩子们按клар管的指法。李泰锡在南苏丹瓦拉卜州通日度过的时间,就是这样一天天的重复。
李泰锡1962年出生于釜山南富民洞,在十兄妹中排行第九。1987年从仁济大学医科大学毕业,服完军医役后,1991年加入慈幼会。2001年6月领受司铎圣职,同年12月赴任通日,建起医院和学校、宿舍以及通日铜管乐队。
2008年11月回国休假时被诊断为大肠癌四期,2010年1月14日在首尔圣母医院去世,享年47岁。他的一生被拍成电影《不要哭,通日》。
Q1. 1999年放假时您去了肯尼亚,遇见印度出身的詹姆斯神父后前往通日。一个在罗马攻读神学的人,为什么因那一次探访就定下了去向?
在那里看到的,正是我心里存了很久的画面。小学时在村里的教堂看过讲述与莫洛凯岛麻风病人一起生活的达米安神父的电影。那时我就决定要过那样的生活,可不知道该把这份决心放在哪里,于是读了医学院、当了军医、进了修会。
在通日看到病人之后,散落的那些东西排成了一条线。医师执照,自学教堂管风琴,选择从事青少年教育的慈幼会,都是。那个村子把这些全都需要。
Q2. 在通日,您同时建起医院和学校,还组建了铜管乐队。光是看诊一天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教乐器呢?
有些病是打针治不好的。那是经历过内战的村子,孩子们拿着枪走来走去并不稀奇,得把别的东西交到那双手里。小号不吹进气就不出声。学会均匀地使用呼吸,对那些孩子来说是治疗的一部分。
我们办起小学、初中、高中共12年的课程,教数学和音乐。建宿舍也是同样的理由。晚上没有地方可回,白天的课就散了。
治病和育人,我从没分开想过。走遍附近80多个村子做预防接种,也是想在人生病之前就见到他们。
Q3. 一切都系于一个人的做法,在这个人消失后就会垮掉。2008年回国后无法再返回通日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局限。院长不在,医院的门也该开着,可我没能减少由自己动手做的事。一天要看200人、300人的人,顾不上照看自己的身体。不过我不想把处境当成借口。
确诊躺在病床上时,我想得久的不只是留在那里的孩子们。学校要升年级,乐队要进新团员,医院会缺药。在安排接手的人这件事上,我晚了。
Q4. 您去世后出现了打着您名字的团体,慈幼会多次发出警告。如果您还在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的名字不是我的。通日人叫我"쫄리神父",那是因为好发音才有的外号,不是勋章。那个外号变成募捐的宣传语,和我在通日做的事没有关系。
修会出面阻止商业利用,是为了保护那些相信这个名字而捐钱的人。捐助应当朝着人,不该朝着故事。
Q5. 《布雷斯журнал》以"呼吸与休息"为轴采访人物。您说过反而要感谢麻风病人,这是说照护的人也从照护中有所得吗?
是的。握住失去手指的手,我靠什么活着就清楚了。我给他们药,他们让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如果认为给和受总是单向的,照护就长久不了。
安宁疗护这个词,我不把它理解为临终的技术。它是留在再也治不好的人身边。在通日,常常因为没有药而治不了,那种时候我能做的只有坐在旁边。
呼吸就是这样。吹小号的孩子的呼吸、发烧病人急促的呼吸、临终者最后的呼吸,都出自同样的肺。把它们分成不同的事,人就碎了。
Q6. 2026年的韩国,照护者累到垮掉的事接连发生。作为在通日无暇照看自己身体、一直工作到患病的人,您现在想对那些人说什么?
请不要把我的例子当成美谈来读。到2008年为止,身体发出的信号我全都忽略过去了。结果是四期诊断,我没能回到通日。被包装成奉献的耗竭,最终会让照护中断。
照护照护者这件事,必须进入制度之内。有没有可以换班的人,休息日有没有人能替着开门,决定那份照护能持续几年。与其称赞独自长久撑下去的人,不如不让人独自撑着。
我建了一所医院,却没能排好轮班。这是我最遗憾的。
Q7. 2005年听到南北苏丹和平协议的消息后,您写了《Shukran Baba》。听说比起这首曲子,您更想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场面?
比起曲子,是声音本身。傍晚孩子们拿着乐器聚到院子里,一开始全都对不上。过几个月,三十个人的呼吸就进到同一个拍子里。
在那一刻,谁属于哪个部族、谁曾经拿过枪,都不会在声音里显出来。我想让人看到那个院子。那个院子就是我在通日所做的全部。
本文不是真实的对谈。这是《布雷斯журнал》以李泰锡的生平、著作和留下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提问由记者所写,回答取自他留下的文字和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