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公寓里,十六岁的少女在一旁看着房东女士画图纸。1920年春天,她刚随父亲林长民来到欧洲。墙和屋顶在纸上被线条立起来的情景,以不同于她所读诗集的方式抓住了世界。那个房间日后会通向山西的土路和破旧的寺院,她自己也不知道。
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生于杭州,作为福建闽侯人家的女儿长大。1924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籍放在美术系,选修建筑课程,又在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1928年与梁思成一同执教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并在新月社和京派文人之间写诗和散文。
她与梁思成一起研读中国建筑学会收藏的资料,由此找到了五台山佛光寺。1949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参与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因病于五十一岁去世。
Q1. 1920年在伦敦,房东女主人劝您学建筑。写诗的少女为什么转向了建筑?
诗是从我心里出来的,建筑是立在我身外的。在伦敦读圣玛丽女校那阵子读了很多西方文学,越读越好奇人实际安身的那一间房。房东女主人并不夸耀自己的工作。她只是在纸上把墙立起来,又擦掉。
我被那双手的动作吸引。文章改写一遍就行了,可立错的柱子会伤人。责任重这件事反倒让我喜欢。1921年回到北京、复学培华女中之后,那个想法也没有淡下去。
Q2. 1928年在东北大学,您与梁思成一起翻查古文献追寻唐代建筑,一直找到了五台山佛光寺。调查实际上是怎样的工作?
从灰尘的气味开始。走进古老的木构里,干木头、香火和蝙蝠粪便混在一起的气味扑鼻而来。抬头看斗拱用眼睛数,架起梯子爬上去用手摸,再用尺子量下来记录。木头在手心里发凉,纹理粗大。
只凭文献里记下的名字,无法知道建筑还留在哪里。我和梁思成分头读几百处唐代建筑和地名,猜哪里可能还留着什么,带着那些猜测走在土路上。多半是白跑一趟。
在佛光寺,我在椽子下面的黑暗里确认了古老的痕迹。那一刻的心情没有写成诗,现在想来仍觉得奇怪。大概是画图纸把手忙住了吧。
Q3.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您学的是建筑,学籍却在美术系。那件事您是怎么忍下来的?
我生气。生了很久的气。所学的内容和文件上写的名字对不上,这件事我始终没能想通。
我也有自己的局限。生在富裕人家,跟着父亲走过欧洲,所以我才有条件学习。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女性没有那样的通道。每当我说起自己受到的不公,也要把自己享有的那一份一起说出来,才算公平。
Q4. 您说文件上写的名字对不上。此后您留下自己工作的方式有过变化吗?
只能靠图纸和调查记录留下来。所以我量得更多,画得更多。诗和散文也一直在写。建筑和文学对我来说是同一种态度。
身体垮下来以后,丈量的活儿只能交给别人。1949年以后在清华大学和梁思成一起做古建筑的修缮,可我常常躺着。手够不到的地方用话来补,是那时候学会的。
Q5. 您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同时又在做保住古建筑的工作。新建的事和留存的事没有冲突吗?
冲突了。城市属于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想要新东西。旧墙和旧寺院挡路,又花钱。不了解这些情况就谈保护,没有人会听。
所以我想把老手艺拉进新的活计里。景泰蓝工艺就是这样的例子。老技术躺在博物馆里就死了,被今天的手握住就活了。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东西会一点点磨掉。
承受磨损去用,还是完好地放着被遗忘。我不会说哪一边是干净的答案。一边争一边走更诚实。
Q6. 2026年的今天,城市拆得快得多,遗产成了旅游商品。作为用手实测的调查者,您怎么看现在的保护?
机器会量得精确得多。我羡慕。可是量到和知道是两回事。
有些事只有爬上梯子、把鼻子凑到屋檐下黑暗里的人才知道。那座建筑怎样把雨水导走、从哪里开始烂起,身体是知道的。
我不会说遗产变成钱是坏事。不赚钱,主张保住它的人也会消失。关键在于赚来的钱会不会重新回到那座建筑的柱子上。卖票把广场修宽,椽子却任它烂掉,这样的事大概很常见。
修复一座,就要把受损的构件拆下来。那构件里含着的时间也一起走了。在换上新木头之前,希望现场有人能把拔下来的旧木头端详上几天。
Q7. 2024年,那所大学授予了您建筑学学士学位。您想给后来的人留下什么?
有些事要花一百年。这期间我死了,可那张纸还是来了。就像侄女玛雅·林在华盛顿立起的那面黑墙,有些东西来得晚。
一架梯子就够了。搭在古老的屋顶下爬上去,把手放在发凉的木头上试试。
佛光寺依然立在山西省五台山。斗拱依然幽暗,夏日午后的木材气味,大概和她架起梯子的年代没有太大不同。图纸由人来画,可木头不会等人。抬头望向梯子的人一直不够。
本文不是真实的对谈。这是Breath Journal以林徽因的生平与著作、留存下来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访谈。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