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肯尼亚一所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走出教室，挖开了泥土。她把树苗插进沙漠化蔓延的土地，握着铁锹的大多是农村妇女。就这样开始的绿带运动种下了1200万棵树，她一生种下的树达到3000万棵。摆弄树苗的那双手是怎么走到监狱的，我们向她本人提问。
旺加里·穆塔·马塔伊1940年4月1日出生在肯尼亚中部高原涅里的一个村庄。1960年9月，她作为300多名赴美留学奖学金生中的一人前往美国，1964年在堪萨斯州的圣斯科拉斯蒂卡山学院取得学士学位，又在匹兹堡大学读完硕士。她在内罗毕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东非和中非第一位女博士，1971年被任命为该校解剖学教授。
2002年大选中当选议员，从第二年起担任主管环境、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副部长。2004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2011年9月25日去世。
Q1. 1960年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的二十岁的您，和读完学位回到肯尼亚的您，之间有什么不同？
离开时，我是300多名奖学金生中的一个。这是一个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国家把年轻人送出去学习，我在美国和德国学了生物学。
回来时，我是实验室里的人。我教解剖学，1971年成了内罗毕大学的教授。学到的东西要用在哪里，学位并不给答案。
不同的是一种确信：被毁掉的东西如果是人造成的，人也能把它恢复。这份确信把我推出了教室。
Q2. 1977年开始绿带运动时，为什么偏偏是树？对学者来说，论文本该更熟悉吧？
农村妇女来找我，说的话很简单。没有柴火，水变远了，给孩子吃的东西不够。能一次接住这些话的答案就是树。
树抓住泥土，让水路恢复，产出柴火。种树不需要学位，也不需要设备。有树苗、有手、有几个月的耐心就够了。
妇女们培育树苗，覆盖了山丘。1984年我获奖的理由是，把围绕生态的争论变成了大众的植树。这是阻止沙漠化的事，也是让人立起来的事，这两件事我从没分开想过。
Q3. 20世纪80年代，您丈夫以无法承受您为由提出离婚，法院予以接受。这作为私人的失败留了下来吗？
很难只当作私人的事。女人太强、无法控制这样的说法在法庭上被接受了。在这种话说得通的国家，所有发声的女性都会听到同样的话。
我还担任过肯尼亚全国妇女协会主席。即便如此，去种你的树就好、为什么插手政治，这样的话我听了很久。1997年我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但政党收回了我的候选资格。
我也有错的时候。在被宣布为诺贝尔奖得主那天的记者会上，我附和了关于艾滋病的毫无根据的主张，那是阴谋论。后来我重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Q4.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政权时期，您多次被关押。从监狱出来的第二天，您做了什么？
我又去看树苗了。因为那是我把自己认为对的事继续下去的方式。我要求的是公正的选举、终结腐败、清算分裂族群的政治，被关一次出来，要求并不会减少。
内罗毕乌呼鲁公园的事留了很久。与总统联手的公司要在那个公园里建60层的媒体综合园区。我要求停工，这个要求不受欢迎。
公园最后留了下来。城市正中央的那片绿色如今仍然属于市民，这就是我所付出的那些东西的价钱。
Q5. 诺贝尔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放在一起，念出了您的名字。树和民主怎么能放在同一行？
随意使用土地的人和随意使用人的人，大多是同一批。顺着森林消失的地方走下去，就会露出这个决定是谁做的。看得到谁问了，谁答了，又对谁没有问。
所以我把植树看作国家治理的问题。2003年我创建了马津吉拉绿党，担任主管环境、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副部长。拿铁锹的手和制定法律的手应该是同一个身体。
和平也一样。水、柴火和泥土少了，人就会争斗。种树就是减少争斗理由的事。
Q6. 2025年，打着应对气候旗号的企业广告满天飞。公布所种树木数量的做法也很常见。您怎么看这样的景象？
数本身不坏。我们也数过。但种下的棵数和活下来的棵数，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事。
不问土地的主人是谁的植树不会长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要能从树那里得到什么，树才活得下来。宣传语里很少写到这一部分。
但我也不同意那些说一切都结束了的人。光秃的山丘重新被覆盖，我是亲眼看到的。说晚了，和说没有用，并不是一回事。
Q7. 您离开之后，人们仍在继续种树。您希望下一代继承什么？
我不指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今天在自己住的地方种一棵树，过几年去看看它是不是还活着，有这一个习惯就够了。种下要一个小时，守住要一辈子。
我有的是学位和铁锹。我只是没有把这两样分开用而已。
曾有一个走路去利穆鲁女子学校的女孩。如果她种下的那一棵树苗，现在正在某个山丘上投下树荫，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本文不是真实的对谈。这是Breath Journal以旺加里·马塔伊的生平、著作和留下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