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展开信息披露强制化的讨论，都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面。一方说还需要更多时间，另一方回答说，即使再给时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围绕同一项制度，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么这一差距是实务能力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在可持续性信息披露路线图最终方案出台之前，企业、养老基金、金融界的立场正面碰撞。要求延期一方的核心论据是准备不足。另一方则对这一论据的事实关系本身提出质疑。
支撑延期要求的依据，比起准备能力不足这一情形，更接近于把资源配置到准备工作上的意愿被推到后面这一情形。
依据就在要求本身的性质之中。准备不足这一陈述，只有以可验证的形式提出时才能成为论据。哪些项目统计到什么程度，在哪里受阻，解开这一瓶颈需要几个月，这些都要一并给出。缺少这类具体内容的延期要求，是把延长期限本身当作目的。
反对的逻辑也并不弱。备齐披露项目需要人力和系统成本，这一负担落在中坚企业和中小上市公司身上，要比大企业重得多。在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强行推进的披露，会把不准确的信息放到市场上，反而削弱信任。这一指摘是成立的。
即便如此，结论也没有改变。如果负担的大小不同，按规模分别设定适用时点和项目范围即可。如果担心披露不准确，可以在最初几年减轻责任，分阶段积累验证。如果要求延期的一方比起这样的替代方案设计，更把力气放在推迟施行日上，那么这一选择把什么放在首位就显露出来了。
养老基金和金融界介入这一讨论的原因也与此相连。对他们来说，披露信息并不被读作善意的指标。是投入资产配置的输入值。
输入值来得晚，决策也会推迟，推迟的决策所产生的成本最终由参保人和投资者分担。企业的负担和市场的负担，只计算其中一方是无法取得平衡的。
最终方案的内容尚未确定。那份文件出来时，不能只看施行时点那一行。要确认按规模的差别对待是否真的进入了设计，初期错误的责任范围又是如何整理的。
如果延期期限拉长了，而这两个项目却是空的，延长出来的时间很可能不会用在准备上。反过来，即使期限较短，只要这一设计足够细密，争论的实际意义就在那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