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SK海力士在建立范围3，中小制造企业卡在第一格

向没有专门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公司索要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这件事会落到哪张办公桌上。是兼管总务的科长，或是长年摆弄设备的厂长。从表格第一格该填什么开始就卡住。同一时期，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排放指标被逐项比较，这一比较被用作企业评价的材料。

差距产生于能否做出报告。

随着ESG信息披露强制化的时点临近，大企业已进入具备核算体系的阶段。建立涵盖协力企业和原材料的范围3(Scope 3)核算体系的工作包含在其中。另一边是成立已有数十年的制造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既没有测量设备也没有专职人员，却处在大企业的协力网之内。

工厂越老旧，排放资料越是留在纸上。要先翻找电费账单和油料采购凭证，凑齐十二个月的份。委托外部则要花钱。

制度在要求报告方面精细，在分给制作报告的力量方面粗疏。照此推进强制化，测量能力的差异就会原样变成企业等级的差异。

有反驳意见认为，监管是让领先企业先动起来的装置。其解释是，三星电子或SK海力士要核算范围3，就需要协力企业的电力使用量和原材料排放量，这一要求向下传递，中小企业也会具备数据。

要求会往下走，能力不会往下走。协力企业收到的是表格和期限，填这份表格的人要在公司内部找。能按所要求的格式交出数据的地方留在协力网里，做不到的地方被挤出交易。信息披露从衡量环境绩效的装置变为划分交易资格的装置。

协力企业需要提交的项目被整理成几项，由谁提供填写这些项目的工具，决定着差距的幅度。凭一份通用表格和一个免费核算工具就能改变处境的公司不在少数。

提交报告的企业名单会变长。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公司是因为排放多而落在外面，还是因为不会计算而落在外面，只看名单区分不出来。只要制度分不出这两者，信息披露就会代替绩效记录企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