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制度时,我们以什么为依据。预算和标准最终都从数字出发。如果那套统计从一开始就只收录了一半,建立在其上的制度又是为谁而设。
三月世界妇女节将至,有一本书让人重新翻开。卡罗琳·克里亚多所著的《看不见的女性》,2020年由熊津知识屋(웅진지식하우스)在韩国出版。该书深入探究世界的基准值是如何确定的,梳理了从城市与劳动到医疗与福利的设计底层。
阅读的质感并不激烈。作者没有把愤怒摆在前面,而是选择逐一指出缺失的格子。因此,翻过一页页,动摇的不是情绪,而是认知。
这本书与本报版面相接的地方很清楚。确定福利给付的对象,计算照护人力的劳动强度,以通勤时间为标准编排交通网,这些过程都建立在统计之上。如果统计只把特定群体的生活模式当作标准,偏离标准的人就会被挤到制度之外。这在成为施惠问题之前,先是设计问题。
照护劳动是这类空白堆积得最厚的领域。未被统计的劳动在预算编制中成为不存在的劳动,而不存在的劳动也无从附上支援依据。有人消失在劳动统计与福利统计之间的空格里,这本书以平静的语调反复确认这一事实。
在教育现场,同样的原理也在运作。决定测量什么,就决定了支援什么,而不在测量项目里的困难,在学校内部也只能留作个人的处境。制定指标的人,就是制定优先顺序的人。
其长处在于把性别歧视从态度的领域挪到了基础设施的领域。即使没有恶意也会产生糟糕结果,这样的说明较少刺激初次接触这一主题的读者的防御心理。女性学入门书多以关系和经验切入,这本书则以统计和设计图切入。
局限也有。案例横跨的范围很广,要原样套用到韩国的制度地形上,还留有转译的余地。韩国统计体系中哪些项目是空缺的,得由读者另行填补。诊断清晰,处方却薄。
即便如此,值得推荐的读者是明确的。设计指标的公务员和研究者,需要确定项目对象的福利现场从业者,以及曾疑惑自己的经历为何在任何文件上都不被记录的人。它与其说是艰深的理论书,不如说更接近案例集,从感兴趣的章节翻起也无妨。
眼下也有正在改变的地方。要求分性别统计的声音在学界和行政实务两边都出现了,从"数的是什么"重新审视的讨论也开始在预算审议过程中被提及。发现空白,就成了政策的起点。
案例幅度既广,某些章节便止于介绍,思考韩国适用的读者要独自走完最后几步。不过,把统计表上的空格读作生活中的空缺,这样的眼光在合上书之后依然留存。计数的方式变了,被看见的人也会变,仅凭这一点,这本案例集就尽到了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