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划过纸面。窗外爪哇的午后正在流走,宅院里的少女却不能出门。19世纪末的爪哇,未婚的女孩必须待在家中,学业按惯例也到此为止。
拉登·阿姜·卡蒂妮1879年4月21日生于爪哇马容。父亲索斯罗宁拉特在荷兰殖民行政之下管辖中爪哇北部,1880年出任日巴拉的摄政。她六岁进入荷兰语学校,作为印度尼西亚孩子少有地接受了欧式教育。婚后迁往冷横的她,1904年9月17日生下头一个孩子四天后去世,年仅二十五岁,书信于1911年结集为《由黑暗走向光明》出版。
Q1. 学业结束后到结婚之前,您必须待在宅院里,直到1896年才获父亲允许走到村里。人们把那几年称作空白。请问您是怎样度过那段时间的?
并不空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学会了阅读。到手的书我全都读了,还给爪哇人和荷兰人两边写信。被关起来的人与世界相连的通道只有纸。
把女孩关在家里直到出嫁的习俗,我无法接受。我原以为束缚了身体,思想也会被束缚,实际却相反。因为出不去,我读得更远,为了向别人讲清读到的东西,我写得更准确。
1896年走出门时,我错以为自己懂得这个世界。看到干活的人的手背,看到他们熬过一天的方式,我才知道自己的阅读有多浅。
Q2. 您与荷兰官员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阿本达农,长期通信。办学校的想法是在哪一刻定下来的?
是在写信的过程中定下来的。说话可以看着对方的脸退让,写在纸上的句子却没有退让的余地。我用荷兰语写下想法,同时得不断确认那是我自己的,还是借来的。
我提出办学校的理由很简单。爪哇的女孩被排除在更高的学业之外,年纪很小就被送去成亲。人要自己作决定就得学习,要学习就得有教室。
妹妹们和我一起办起学校并经营下去。这不是我一个人开始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了结的事。我死后,妹妹们继续教女孩子们。
Q3. 未婚女性在村中走动、用荷兰语写作,在当时的爪哇很少见。您是怎样承受周围目光的?
很难受。我从不享受被人叫作叛逆者。我家是地位很高的普里亚伊,我从小就看见那种等级让人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在荷兰语学校里,我也是个被随意对待的褐色孩子。老师和同一间教室的孩子都是这样。时间久了我的学习得到认可,但最初的那种眼光忘不掉。
更难忍受的是女人训斥更小的女孩的场面。处在最低处的人,被身边的人压住。在用娶了几个妻子来衡量男人地位的社会里,女人们互相管束着过日子。
Q4. 您一直反对指腹为婚和一夫多妻。人们把您结婚并前往冷横一事称为屈服。您自己把这个选择叫作什么?
您称它为屈服,我也不反驳。我走进了自己反对的制度里面。我不想把它装点得好看。
我想守住的只有一件。就是即使成了已婚的女人,也不放下教女孩子们的事。在完全的自由和什么都做不了的处境之间,我选了能继续做下去的那一边。
那个选择是否正确,我没能证明。因为我在冷横没能活多久。那件事由妹妹们,还有读了我的文字并办起学校的人们代为完成。
Q5. 这个策划关注文化遗产。原本是私人书信的文字,如今被当作印度尼西亚的遗产来读。这种变化不会让您不舒服吗?
不舒服。但我不希望把这份不舒服消除掉。我的书信在成为遗产之前,是一个人在夜里写下的私人文字。羞于示人的句子、动摇的句子,都在那里面。
如果守护遗产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守住名字,我只同意一半。要守住爪哇的东西,就得连同制作它的人的日子一起守住。形态被保存下来而手消失了的保存,我见过。
抹去私人性只作纪念,那不过是我的一个名字挂在墙上而已。我不是为了挂在墙上才写的。
Q6. 1964年您被宣布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您的生日4月21日至今仍作为卡蒂妮日受到纪念。对于纪念日代替一个人的一生这件事,您想说什么?
纪念日是一天。我活过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在一天里结束。如果今天仍有被排除在学业之外的女孩,那么守住那个孩子的教室,比守住我的生日更优先。
英雄这个词我也很谨慎。我是一个努力想走出自己房间的人,而且这件事我一个人没有做成。妹妹们和友人们,读了我的文字并开办教室的人们,他们的名字应该和我的名字一起被念出来。
名字越大,越要看清用这个名字的人在做什么。我活着的时候就明白这一点。
Q7. 书信在1911年结集成书,读过这本书的人们办起了学校。您想交给后来的人什么?
一封信就够了。写上收信人的名字,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准确地写下来就行。我就是这样走出房间的。
矮桌和还没干的纸,对我来说这两样就够了。剩下的由读的人做了。
卡蒂妮去世七年后,书信成了书,读过这本书的人在爪哇各地开办了卡蒂妮学校。比起4月21日的纪念队列,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准确写下来寄给某个人的一张纸,更接近那一生。在封闭的房间里写下的句子成了教室,这件事至今依然有效。
本文并非真实对谈。这是Breath Journal以卡蒂妮的生平、著作和留存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