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回到爱知的二十四岁女性推开了名古屋新闻社的门。她是那家报纸的第一位女记者。几年后的1920年，她与平塚雷鸟一同创立了新妇人协会。这是一个要修改阻碍女性参与政治的法律的团体，而正是因为那部法律，会员们连自己团体的集会都无法举行。
市川房枝（Fusae Ichikawa, 1893~1981）出生于爱知县尾西市。她就读爱知女子师范学校，梦想成为小学教师，1910年代迁往东京后接触了妇女运动。1924年从美国归来后创立了日本妇人参政权协会，1930年召开了以女性选举权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大会。
1945年11月，女性获得了完整的参政权，1953年她在东京当选参议院议员。1974年获得麦格塞塞奖民主主义部门奖，1980年参议院选举中以全国区最高得票再度当选。
Q1. 1920年创立新妇人协会时，会员们无法举行政治集会。因此您创造了"讲演会议"这种形式，是吗？
法律阻止女性的政治结社和集会。为了修改那部法律而聚集这件事本身就触犯了那部法律。这很可笑，但我们没有笑的余地。
所以我们起了讲演会议这个名字。我们没有举行政治集会，而是采取了学习聚会的形式。找到一种形式，就能在其中获得可以发言的分量。1922年帝国议会修改了那一条款，协会达成了目的便解散了。
Q2. 1924年您曾试图在美国会见爱丽丝·保罗，回国后在国际劳工组织东京分部工作并创立了日本妇人参政权协会。您从美国所见中带回了什么？
我看到运动也有组织的技术。心怀热忱的人到处都有。如果不把那份热忱转换成名册、会费和会议记录，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就散了。
回国后创立的日本妇人参政权协会是日本最早的女性参政权团体。1930年召开了全国大会。比起聚集人，让那些人第二年再次聚集起来更难。在处理劳工问题的办公室工作同时谈论女性的选票，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
Q3. 战争期间您担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会的总务，也做过大日本妇人协会的理事。战后占领当局以这段经历为由将您排除在公职之外。您如何看待那项处分？
那份名册上有我的名字是事实。那是政府为扩大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而设立的组织，我是那个组织的总务。我认为女性团体与国家携手，女性的发言权就会增加。增加的是动员的通道。
直到占领结束，我一直远离政治和政府机关。我不打算说自己冤枉。我一直主张，如果女性拥有政治权力，就不会走向那样具有破坏性的战争。而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办理了支撑战争的组织的事务，这一事实无法由我自己的手抹去。
Q4. 1971年参议院连任失败后您退了下来，1974年八十一岁时再次收到参选邀请。那三年您是怎么度过的？
落选的第二天，该做的事仍然在那里。女性会议在国内和国外都继续召开，我以年长者的身份去参加。有议席才能做的事和没有议席也能做的事是分开的，我那时用身体学到了这一点。
1974年听到让我再次参选的话时，我犹豫了。我想，八十多岁的人是不是挡了年轻人的路。但我还是参选了，获得了第四个任期。同年获得的奖项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属于那些一路同行的人们的。
Q5. 1933年您创立了东京政界肃正妇人会，并成为政府选举肃正中央会五名女性理事之一。参政权运动家为什么在选举腐败问题上坚持了那么久？
拥有选票和选票被正确计算是两回事。在有金钱往来的选举中，女性即便获得一票，那一票也会成为被标了价的物品。我认为参政权运动的另一面就是选举净化。
1933年在东京与女性们一起开始的事，后来延续成了政府机关。女性坐上那个机关的理事席这一事实对我也很重要。1953年进入参议院后，我一并处理了在我心中从未分开过的女性议题和选举制度改革。
Q6. 如今许多国家女性进入议会的比例仍远低于人口比例。有选举权却没有代表的状态，您怎么看？
1945年11月参政权到来时，我没有认为那一天就是终点。权利是打开门的事，而人走进那扇门里坐下则是另一回事。我自己走进那扇门用了八年。
投票的人和获得选票的人如果不是由同样的面孔构成，会场里作出的决定也会偏向一边。1980年我发声要求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签署的一纸文件不会立刻改变人们的一天。让下一代能够以那份文件为依据提出质问，我期待的就是这么多。
Q7. 1980年您以全国区最高得票当选，时年八十七岁。对投下那些票的人们，您有什么想留下的话吗？
1922年听到帝国议会修改了法律的消息时，协会随即解散了。我认为达成了目的就该散去。而后我必须从头再建组织。
团体散了，人还留着。从与山高茂里共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今天数票的手、记名册的手，会打开下一扇门。
本文并非实际对谈。这是布雷斯journal以市川房枝的生平、著作和留下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