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兰邓巴的海边,有一条三岁孩子牵着祖父的手走过的路。那个孩子在东洛锡安的海岸和田野里四处奔跑着长大,父亲把一切妨碍研读圣经的事都视为无足轻重,他在父亲手下常常挨打。后来他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年4月21日出生于邓巴一栋三层石砌住宅,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十一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他作为博物学家、作家、植物学家、冰川学家走遍内华达山脉,写下的文章被数百万人读到。他为优胜美地山谷和红杉国家公园的保护出力,并共同创立了塞拉俱乐部。1914年12月24日去世。
Q1. 您说最早的记忆是三岁时和祖父一起散步。对自然的心意是那时产生的吗?
记忆的最底层铺着那次短短的散步。再大一些,我整天在东洛锡安的海岸和田野里奔跑。我是那种比谁认得的鸟巢多、在操场上模仿苏格兰独立战争的战斗滚作一团的孩子。
那段时间我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读亚历山大·威尔逊的书,得到了看鸟的眼睛。十一岁随家人去了美国,但口音一辈子都没变。只不过是在邓巴长大的孩子在美国的森林里变老了。
Q2. 在把优胜美地变成国家公园的过程中,您在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为什么离开山、选择了纸面?
在山里无论喊得多大声,都传不到华盛顿。我在《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优胜美地的珍宝》,一篇说明所提议的国家公园的地形。目的是让一个从未见过山谷的人读了那些文章,觉得必须守护这座山谷。
1890年国会通过了设立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法案。读了文章的总统和议员们动了起来,我认为那是山谷本身的力量,大过我散文的力量。
要守护的东西必须有名字和界线。没有名字的土地,随时会被算作别的用途。
Q3. 您被称为彻底的保存主义者。全面阻断人的利用这一主张,在当时也受到极端的批评。
我主张应当把植物和动物,以及其中的一切,放在人手够不到的地方。我多次听到说这太过分,我不会说这话全都错了。对靠土地吃饭的人来说,我的主张听起来就是断人生计。
即便如此,把我推到那一步的是谈判的经验。稍微开放一点的协议,从来不会停在稍微那里。让出一半,下一代就会再让出一半。
我的思路留在了国家公园的管理原则里,主要公园大多禁止了狩猎。濒临灭绝的物种得以留在自己原来生活的生态系统里。我认为,我过分到什么程度,守住的东西也就有多少。
Q4. 父亲把一切妨碍研读圣经的事都视为无足轻重,还常常动手。您是怎么从那种严厉中脱身的?
我是个待不住的孩子,挨打的事自然多。在邓巴的海岸和田野里奔跑,也是暂时离开那个家的办法。推门出去,就有一个没人责备我的世界。
我不会说我抛弃了信仰。教义在我没有推开它的情况下自己脱落了,没有留下失去的感觉。我学会的是在山里做礼拜。
托马斯·卡莱尔的散文和罗伯特·彭斯的诗填补了那处空缺。走在美国荒野时,我身上也总带着一本彭斯的诗集。
Q5. 在您的文章里,自然读起来更接近信仰,而不像资源。
为我写传记的人总结说,我的职责在于不把美国人的灵魂完全交给物质主义。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过分。一旦开始只用木材和草场的价钱来计算山谷,计算结束那天,山谷也就结束了。
人与土地为一体的感觉是观察的结果,不是感伤。凝视冰川削刻花岗岩的时间,就会明白人的一生放在哪个位置。失去这种感觉的社会,说不清自己应当守护什么。
Q6. 如今是2025年,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一同崩塌的时代。只靠划界线的方式够吗?
不够。我那个时代的威胁像锯子和牛群一样看得见,筑起围栏就能挡住。现在的威胁越过围栏进来。即使在公园界线之内,气温上升,里面的树也会死。
但这并不是说界线没用了。受保护的土地是物种可以退守的最后一块地,没有那块地,谈恢复的依据也就没有了。守住界线之内的事和减少界线之外的排放,是同一项工作。
我要说的是,对"一切都完了"和"改了一点就够了"这两种话要同样警惕。两者都让人动不了。
Q7. 如果只给现在读这篇文章的人留下一点?
这个周末走到附近的山或河边去看看。带回一棵叫得出名字的树、一只叫得出名字的鸟就行。知道名字,意思是开始守护了。
1893年回到邓巴见到旧日伙伴时,记忆中的海岸还是原样。因为有人守住了那片海岸。你现在命名的一棵树,一百年后会把某个人的记忆原样留下。
本文并非真实对谈。这是布雷斯journal以约翰·缪尔的生平、著作和留存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问题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他留下的文字和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