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她把世界缩小成一个住着1000人的村庄来书写。把人口、收入和资源都搬到一个村庄的家计上之后,统计表里看不见的东西显露了出来。这篇文章后来演变成100人村庄的故事,被译成多国语言。这是一位处理世界模型的科学家把世界缩到最小来讲述的时刻。
多内拉·海格·梅多斯(Donella Meadows)1941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埃尔金。1963年在卡尔顿学院取得化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哈佛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从英国到斯里兰卡为期一年的旅行之后,她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加入了系统动力学创立者杰伊·福瑞斯特所创设学系的研究团队。
从1972年起在达特茅斯学院任教29年。1990年获沃尔特·佩恩科学教育奖,1991年入选皮尤学者,1994年入选麦克阿瑟研究员,2001年因脑膜炎去世,享年59岁,身后获约翰·查菲环境奖。美国罗马俱乐部协会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奖项,颁给面向可持续性的活动。
Q1. 196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您用一年时间从英国旅行到斯里兰卡,回来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实验室生物物理学家加入世界模型团队的契机是什么?
那次旅行中我经过了好几道国境。土地干涸的方式、人群聚集的方式、物价上涨的方式在各国各不相同,但留下的感觉是它们彼此纠缠在一起。在实验台上精密观察一个分子的训练,难以处理那种纠缠。
回来后我遇到了杰伊·福瑞斯特的团队。他是制造出计算机磁芯存储器的工程师,也是创立系统动力学这一思考方法的人。把人口、经济和污染捆成一个循环放上计算,这个想法在当时还很陌生,而我在化学和生物物理学里学到的东西在那里派上了用场。
Q2. 1972年您为罗马俱乐部制作了名为World3的世界计算机模型,其成果就是《增长的极限》。在与丈夫丹尼斯·梅多斯、约根·兰德斯、威廉·贝伦斯三世共同完成的工作中,作为第一作者您最用心的是什么?
模型不是预言机器。我们计算的是人口、经济、环境的长期趋势如何相互推拉,并把多条岔路的未来并排放在一起。我们下功夫的地方,是让读者能自己跟上那些岔路在什么条件下分开。
所以这本书没有走学术期刊,而是走进了书店。它在世界各地成为头条,关于地球能把人类的经济膨胀支撑到哪一步的争论就此开始。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结束。
第二年,我和丈夫一起把团队写的论文汇编成书。比起一次拿出来就坚称自己正确,我们认为把计算的过程敞开更为诚实。
Q3. 《增长的极限》长期遭受预告末日的指责和计算有误的反驳。那些批评当中,哪些部分是站得住脚的?
世界模型处理的变量只能是粗略的。把整个地球压缩成几条流量,地区之间的差异和技术的细节就被抹平了。指出这一点的批评是正当的,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一并说明了模型不能说明什么。
还有另一种指责。说是谈极限就是吓唬人,而吓唬人会让人瘫痪。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从未说过崩溃已成定局,只是说如果不改变现在的习惯就会走到那一步。
把模型当作神谕来供奉的态度,和把它称作骗局的态度,两者都误解了计算。计算是一种工具,它显示条件改变后结果会如何不同。
Q4. 在批评持续不断的那段时间里,您是怎么撑过来的?1982年您与丈夫一起创办的巴拉顿小组正与那个时期重叠。
争论越激烈,独自防守越是会伤人。我选择了连接而不是防守。我把研究资源利用、环境保全、系统模型、可持续性的人联结成网络的网络,每年秋天在匈牙利巴拉顿湖聚会。
正式名称另有其名,但人们就叫它巴拉顿小组。在那里,大家把各自在本国经历的失败拿出来讲。有一个分享失败的聚会,人就有了承受指责的力气。
写作也是恢复的方法。我长期撰写以系统视角解读世界大事的周专栏,那些文章后来被编成同名的书。每周都有截稿日的人没有时间长久停留在绝望里。
Q5. 1996年您创办可持续性研究所,在佛蒙特州哈特兰的科布山建起共同居住区和有机农场。做世界模型的人为什么选了农场?
如果计算和生活各走各的,计算就撑不久。我想把地球系统研究和可持续生活的实际案例放在同一个地方,科布山就是那次尝试。
在那里,土、水和人的劳动如何过冬是看得见的。在世界模型里被压缩成一个变量的东西,实际上是由与邻居的协商、轮作和谷仓修缮构成的。没有那种感觉,可持续性就会僵化成一句口号。
从这个研究所分出了可持续食品实验室和气候互动这样的组织。2011年更名为多内拉·梅多斯研究所,2016年起以系统变革学院的形式运营。
Q6. 1999年发表的《杠杆点:介入系统的位置》至今仍被广泛阅读。把这篇文章对照2025年的气候与资源讨论,能看到什么?
那篇文章是一份清单,把介入的种类从效果大的排到效果小的。人们大多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从稍微调整数值的地方动手。把税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把标准稍微收紧就属于这一类。
效果大的介入在更里面。系统把什么当作目标,能否改变支撑那个目标的思维方式,才是强得多的杠杆。把增长本身摆在目标位置却只想减少排放,系统会把减掉的那部分从别处找回来。
宣称一切已经结束的说法,和只把商标换成绿色、计算却原封不动的说法,我同样警惕。两者都从人手里夺走了介入的余地。
Q7. 如果下一代只从您这里带走一样东西,那会是什么?
把世界缩小成1000人的村庄来书写时,我学到了把大的东西变小,人就会动起来。今天读者能做的事也是那样的尺寸。就是从生活中挑一个反复出现的循环,把那个环画在纸上。
把环画出来,该碰哪里就显露出来了。在科布山的冬日谷仓里,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件事。
本文并非真实对谈。这是布雷斯journal以多内拉·梅多斯的生平、著作和留下的记录为基础重构的虚拟采访。提问由记者拟定,回答取自她留下的文字与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