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增加福利会使人们失去劳动意愿的人，多于持相反看法的人。在2025年第20次韩国福利面板调查中，对这一意见回答"是"的比例为43.8%，"不是"为37.1%，"一般"为19%。该调查由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与首尔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共同实施。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是谁这样回答。一般家庭中有44.6%认同劳动意愿下降，而低收入家庭中仅为27.9%。反对意见则反过来，低收入家庭为39.8%，一般家庭为36.8%。这意味着接受过支援的一方与未接受过支援的一方，实际感受截然相反。
这种认知在其他题目上也呈现同样的脉络。在被问及增长与分配应以何者为先时，重视增长为56.6%，重视分配为40.4%，低收入家庭与一般家庭都是增长一方占优。在减税题目上，"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以44.73%占据最大的一块。围绕税收与福利的舆论，可以说更接近于保留而非确信。
然而，考察实际制度如何影响人们劳动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廉京允、全炳旭以2014年资料对劳动奖励税制进行的分析中，就样本整体而言未捕捉到明显变化，但若限定于领取补贴可能性较大的群体，则报告显示劳动供给在统计上出现有意义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支援触及的地方，工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照护领域也类似。李知完的《扩大保育费支援的女性劳动供给效果分析》于2022年发表，该研究认为，随着保育费支援范围扩大，抚养婴幼儿的女性走向工作岗位的比例显著上升。有人代为承担照护之后，选择工作的余地便打开了。人们的认知与实证分析结果相互背离。
这种背离在当下显得格外沉重，是有原因的。老人贫困与照护空白同时到来的双重危机屡屡出现在媒体的策划版面上，海对岸的日本则传来生活保护申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消息。具体件数与统计时点尚未以确定的形式公开，但在老龄化先行的社会中，叩响最后安全网大门的手正在增加，这一信号是明确的。
晚年的贫困无法用劳动意愿的问题来解释。它在工作场所消失之后到来，并随着出现需要照料的配偶或父母而加深。福利招致懒惰这一通念，主要在没有经历过那种处境的一方表现得更为强烈。
也有正在改变的地方。随着这类调查开始按收入群体分开呈现回答，围绕福利的争论不再以"国民舆论"这样笼统的说法收场。44.6%与27.9%之间的落差，告诉我们谁的经验较少进入政策讨论。缩小这一落差，是下一步制度设计的起点。
